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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爾街日報揭露馬斯克醜聞獲普利策獎 揭露了什麼
來源:老魚隨便說
在過去的十幾年時間裏,埃隆·馬斯克幾乎成爲公認的要“改變世界”的人。從特斯拉、SpaceX、原來的Twitter,再到腦機接口和星鏈,馬斯克儼然成爲了技術革新的化身、自由市場的英雄、甚至是人類探索外太空的領路人。
然而從2024年至2025年,《華爾街日報》對馬斯克展開了一連串長達14個月的深入調查,這些報道揭示了他在企業治理、政治活動、國際交易和媒體操控等方面的不可描述的行爲。
《華爾街日報》剛剛憑藉這批報道獲得了普利策獎,獲獎的原因是“揭露了當代最具權勢科技人物之一在權力、利益和公衆責任之間的嚴重問題。”
這是一場新聞調查的勝利,向公衆披露了一個事實:馬斯克並不是什麼救世主,他只是一個在利用自己掌握了的信息話語權與制度漏洞在進行瘋狂斂財的人。
在“華爾街日報”關於馬斯克的《Inside Elon Musk’s Warped Workplace》長篇報道中,記者採訪了特斯拉、SpaceX、Neuralink、X四家公司共34位現任或前員工。這些人描述了一個高度“私人化”的管理體系,包括馬斯克的情緒、癖好、睡眠習慣甚至突發奇想,都直接影響公司策略與員工命運。
該報道指出:馬斯克經常在凌晨3點通過郵件或Slack發布指令,要求“立即執行”;有高管因“多次在董事會議上讓馬斯克感覺自己不被尊重”而被當場開除;在SpaceX的德州基地,有女性員工因穿着“被認爲不像工程師”而被羞辱。
在馬斯克的企業中,“要麼跪着活下去,要麼滾出去”,已經成爲員工們的非正式守則。
這組報道不僅揭示了馬斯克本人在職場中扮演的“恐怖導師”角色,也反映出他對員工“絕對控制”的近乎病態的追求。
馬斯克自2022年收購Twitter後,宣稱將其打造爲“言論自由的堡壘”,但《華爾街日報》的調查顯示的卻完全是另一種事實。
報道《How Musk’s Takeover of Twitter Amplified Conspiracies and Silenced Critics》指出:有內部數據證實,馬斯克親自下令封禁了數百個批評他的帳號,包括部分《紐約時報》記者。
在2024年美國中期選舉期間,X平台大幅推送關於“選票造假”的極右內容,同時壓制與民主黨有關的投票動員帖子;馬斯克與多位極右翼社交媒體意見領袖(如喬丹·彼得森、塔克·卡爾森)有密切聯系,和他們協同推動疫苗陰謀論。
一段內部視頻顯示,馬斯克對X員工說:“我們要創造的不是自由言論,而是自由的權威。”
這徹底粉碎了馬斯克打造“中立平台”的謊言。
《華爾街日報》的另一篇報道《SpaceX Sold Starlink Access to Sanctioned Regimes》披露,馬斯克旗下的SpaceX通過第三方代理人,祕密向伊朗、沙特、緬甸軍政府和委內瑞拉出售了大批Starlink星鏈的衛星終端設備。
這些設備被用於監控反對派、追蹤行動人士;被軍方用於邊境通訊與戰場協調;而且均繞開了美國出口管制制度,通過設在阿聯酋的空殼公司進行結算。
盡管SpaceX官方否認知情,但《華爾街日報》獲得的電子郵件顯示,馬斯克本人至少批準過一次對緬甸軍政權的“特批渠道”。事件曝光後,美國財政部已經正式展開調查。
這就已經不僅是技術外流了,更是對民主價值觀的背叛,可以看出來,馬斯克在“利潤”與“正義”之間,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前者。
《Musk’s Numbers Game: The Hidden Risks Behind Tesla’s Financial Reports》是《華爾街日報》關於馬斯克最具技術細節的深度報道之一。
記者獲取了特斯拉多地倉庫的庫存記錄和銷售系統數據,發現:多達27%的交付車輛並未真正交付給用戶,而是“先行入帳”再退換;特斯拉在多次通過這種“隱藏滯銷庫存”來維持股票價格和市盈率。
馬斯克本人還在獲悉美國政府關於“汽車關稅”消息前10分鍾,集中拋售價值數億美元的特斯拉股票。這一組調查直接導致美國證監會介入,並引發多起集體訴訟。報道指出:“這不是一個財報技術問題,而是一個成體系的系統性腐敗。”
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中,馬斯克被任命爲“政府效率部”負責人。雖然這個機構名義上是“削減政府浪費”,但《華爾街日報》調查發現,它實際上是馬斯克進行加密貨幣交易的重要手段。
《Elon Musk, the White House, and the Dogecoin Scheme》指出:馬斯克多次提議“讓聯邦付款系統試點接受馬斯克的狗幣”;他通過子公司持有至少38個與狗狗幣相關的匿名錢包,在政府效率部的重大政策發布前進行建倉。
馬斯克的虛擬貨幣狗幣和政府效率部的簡稱DOGE完全相同,這並不是偶然的,馬斯克經常在網上用雙關語進行炒作。
馬斯克利用X平台推動“狗狗幣是美國未來支付”的敘事,進行自我炒作,馬斯克因狗狗幣相關交易盈利超過120億美元。
華爾街日報的這組報道獲得普利策獎,是建立在三個因素之上的。
首先、取證手段縝密、法律把握精準:該報的記者團隊通過匿名採訪、內部郵件、財務數據、法庭文書等手段獲取材料,嚴格區分消息源等級,並對每一條消息都進行三輪以上交叉驗證。
其次、這些報道不是名人八卦,而是聚焦“制度風險”、“國家安全”、“金融透明性”與“科技倫理”等重大社會議題,具有深遠的公共政策價值。
第三、在美國新聞生態日益向流量妥協的時代,《華爾街日報》仍能以大型調查挑戰硅谷最具權力者之一,是傳統新聞行業自身的一次價值回歸。
這個調查系列發布後,美國司法部、證券交易委員會、財政部聯合成立針對馬斯克的特別調查組;多項訴訟進入陪審團階段,包括財務造假、內幕交易、出口違規等指控。
特斯拉銷售出現同比下降14%,高層頻繁辭職;SpaceX多個軍事訂單遭到國會質詢;X平台廣告客戶大幅流失。
很明顯,馬斯克旗下的所有企業都在圍繞他個人的好惡運作,缺乏有效的治理機制與問責體系。無論是政界、商界還是媒體,在過去十年都將馬斯克神化爲“救世主”,甚至對其行爲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直到《華爾街日報》的調查將這種局面打破。
在一個社交媒體的擁有者能決定信息流向,在一個政府效率主管能操縱虛擬貨幣的價值,在一個“私營企業家”能幹涉全球軍事交易的時代,我們必須重新思考:誰來監督這些超級資本?
《華爾街日報》此次獲獎,標志着一次傳統媒體的勝利,也在提醒世人:包括商業天才在內的所有人,都必須在法治與輿論監督之下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