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密行业的新时代：告别加密基金会模式

加密基金会曾是推动区块链网络发展的关键机制,但如今已成为阻碍行业进步的最大障碍。随着美国国会新监管框架浮现,加密行业迎来了难得的机遇:可以摒弃加密基金会模式及其带来的种种问题,转而采用更加清晰、可扩展的机制来重建生态系统。

本文将分析加密基金会模式的起源和缺陷,并论证加密项目如何利用常规开发公司来替代加密基金会架构,以适应新的监管环境。文章将阐述公司制在资本配置、人才吸引和市场响应方面的优势,只有这种方式才能实现真正的协同、规模增长和实质性影响。

一个致力于挑战科技巨头、金融巨头和政府体系的行业,不能依赖于利他主义、慈善资金或模糊的使命。规模效应源于有效的激励机制。如果加密行业要实现其承诺,就必须摆脱那些已经不再适用的结构性约束。

加密基金会的历史使命与局限性

加密行业最初之所以选择加密基金会模式,源于早期创始人的去中心化理想主义:非营利的加密基金会旨在作为网络资源的中立管理者,通过持有代币和支持生态系统发展来避免商业利益的干扰。理论上,这种模式最能实现可信的中立性和长期的公共价值。客观来说,并非所有加密基金会都失败了,例如以太坊基金会在其支持下推动了网络的发展,其成员在严格的约束下完成了极具价值的开创性工作。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监管环境的变化和市场竞争的加剧,加密基金会模式偏离了其最初的目标:

1. SEC的行为测试困境。基于开发行为的去中心化测试使情况变得复杂,迫使创始人放弃、模糊化或规避参与自己的网络。

2. 竞争压力下的捷径思维。项目方将加密基金会视为实现去中心化的快速途径。

3. 监管规避通道。加密基金会成为转移责任的"独立实体",实际上是一种规避证券监管的策略。

尽管这种安排在法律对抗时期是合理的,但其结构性缺陷已无法忽视:

1. 激励协同缺失:缺乏连贯的利益协调机制
2. 增长优化失能:结构上无法实现规模扩张优化
3. 控制权固化:最终形成新型中心化控制

随着国会提案推进基于控制权的成熟框架,加密基金会的分离假象已不再必要。该框架鼓励创始人移交控制权,同时不必放弃参与建设,并提供比行为测试框架更清晰(且不易滥用)的去中心化构建标准。

随着这种压力的解除,行业终于可以摒弃权宜之计,转向长期可持续的架构。加密基金会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但它们并不是下一阶段的最佳工具。

加密基金会激励协同的误区

支持者声称加密基金会能更好地协调代币持有者的利益,因为它们没有股东的干扰,专注于最大化网络价值。

然而,这种理论忽视了组织的实际运作逻辑:消除企业股权激励并未解决利益错配问题,反而将其制度化。缺乏营利动机使加密基金会缺乏清晰的反馈机制、直接问责和市场约束。加密基金会的资金实际上是一种庇护模式:代币被分配并转换为法币后,支出与成效之间没有明确的联系机制。

当他人的资金在低问责环境下被支配时,很难实现效益优化。

相比之下,企业架构内生问责机制:公司受市场规律约束。为了营利而配置资本,财务指标(收入、利润率、投资回报率)客观衡量成效。当管理层未达目标时,股东可以评估并施压。

反观加密基金会,它们通常被设定为永续亏损运营且无需承担后果。由于区块链网络开放免许可且常缺明晰经济模型,将加密基金会的努力与支出映射到价值捕获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使得加密基金会与要求做出艰难决策的市场现实相隔绝。

使加密基金会员工与网络的长期成功保持一致更具挑战性:他们的激励不如企业员工,因为他们的报酬仅由代币和现金组成(来自加密基金会售币),而不是企业员工的代币+现金(来自股权融资)+股权组合。这意味着加密基金会员工受制于代币价格的极端波动,只有短期激励;而企业员工享有稳定的长期激励。弥补这一缺陷十分困难。成功的企业通过增长不断提升员工福利,而成功的加密基金会却无法做到这一点。这导致协同难以维系,加密基金会员工容易寻求外部机会,滋生利益冲突隐患。

加密基金会的法律与经济约束

加密基金会不仅存在激励扭曲,还面临法律和经济层面的能力限制。

从法律角度看,大多数加密基金会无权开发周边产品或从事商业活动,即使这些举措可能显著有利于网络。例如,绝大多数加密基金会被禁止运营面向消费者的营利业务,即使该业务能为网络创造可观的交易流量,从而为代币持有者带来价值。

加密基金会面临的经济现实同样扭曲了战略决策:它们承担全部努力成本,而收益(如果有的话)却被分散社会化。这种扭曲加上缺乏市场反馈,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无论是员工薪酬、长期高风险项目,还是短期表面利好项目。

这不是成功之道。繁荣的网络依赖于多元化的产品服务生态系统(中间件、合规服务、开发者工具等),而受市场约束的企业更擅长提供这类供给。尽管以太坊基金会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但如果没有营利性ConsenSys构建的产品和服务,以太坊生态系统还能有今天的繁荣吗?

加密基金会创造价值的空间可能会进一步缩小。正在讨论中的市场结构法案(这是合理的)聚焦于代币相对于中心化组织的经济独立性,要求价值必须来自网络的程序化功能(如ETH通过EIP-1559机制捕获价值)。这意味着企业和加密基金会都不能通过链下盈利业务来支撑代币价值,比如FTX曾用交易所利润回购销毁FTT来抬高币价。这类中心化价值锚定机制引发了信任依赖(正是证券属性的标志:FTX崩溃导致FTT价格崩溃),因此禁令是合理的;但同时也切断了基于市场问责的潜在路径(即通过链下业务创收实现价值约束)。

加密基金会引发运营低效

除了法律和经济约束外,加密基金会还造成了显著的运营效率损失。任何经历过加密基金会架构的创始人都深知其代价:为了满足形式化(常常具有表演性质)的分离要求,不得不拆解高效协作的团队。专注于协议开发的工程师本需要与业务拓展、市场推广团队每天协作。但在加密基金会结构下,这些职能被迫分割。

在应对这些架构挑战时,创业者常常陷入荒诞的困境:

• 加密基金会员工和公司员工能否共处一室,比如在同一个Slack频道?
• 两个组织可以共享发展路线图吗?
• 员工能否参加同一场线下会议?

实际上,这些问题与去中心化的本质无关,却带来了真实的损失:职能依赖方之间的人为壁垒延缓了开发进度、阻碍了协同效率,最终导致所有参与者都承受了产品质量下降的后果。

加密基金会沦为集权守门人

加密基金会的实际职能已经严重偏离了其最初的定位。无数案例表明,加密基金会不再专注于推动去中心化发展,反而被赋予了日益膨胀的控制权——演变为掌控国库密钥、关键运营职能及网络升级权限的集权主体。在大多数情况下,加密基金会对代币持有者缺乏实质性的问责;即使代币治理可以替换加密基金会的董事,这也不过是复制了公司董事会的委托代理问题,而且追索工具更为匮乏。

更大的问题在于:大多数加密基金会的设立需要耗资超过50万美元,耗时数月,伴随着律师与会计师团队的冗长流程。这不仅拖慢了创新步伐,还为初创企业设置了成本壁垒。情况已经恶化到这种程度:现在很难找到有经验设立外国加密基金会结构的律师,因为许多律师已经放弃了他们的执业——他们现在只是作为专业董事会成员在数十个加密基金会中收取费用。

综上所述,许多项目陷入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子治理":代币仅象征性地代表网络的名义所有权,而实际掌舵者却是加密基金会及其雇佣的董事。这种架构与新兴的市场结构立法越来越不相符,因为法案鼓励链上可问责体系(消除控制权),而不是仅仅分散控制权的链下不透明架构(对消费者而言,根除信任依赖远比隐藏依赖要好)。强制披露义务也将提高现行治理的透明度,迫使项目方清除控制权,而不是将其委托给少数权责不明的人。

更优解:公司制架构

在创始人无需放弃或隐藏其对网络的持续贡献、只需确保没有人掌控网络的情况下,加密基金会将失去存在的必要性。这为更优秀的架构开辟了道路——该架构既能支持长期发展、协调所有参与者的激励,同时又满足法律要求。

在这种新范式下,常规开发公司(即从概念到现实构建网络的企业)为网络的持续建设与维护提供了更好的载体。与加密基金会不同,公司能够:

• 高效配置资本
• 通过提供超越代币的激励来吸引顶尖人才
• 借助工作反馈循环来响应市场力量

公司架构天生就适合增长和实质性影响,不依赖于慈善资金或模糊的使命。

然而,对公司与激励协同的担忧并非毫无道理:当公司持续运营时,网络价值增值同时惠及代币和企业股权的可能性,确实引发了现实的复杂性。代币持有者合理地担心特定公司可能设计网络升级方案,或保留特定特权与许可,以使其股权优先于代币价值获益。

正在讨论中的市场结构法案通过其去中心化的法定构建和控制机制为这些担忧提供了保障。但确保激励协同仍将是持续必要的——尤其是当项目长期运作导致初始代币激励耗尽时。由于公司与代币持有者之间缺乏正式义务而引发的激励协同忧虑也将继续存在:立法既未创设也不允许对代币持有者的法定受托义务,也未赋予代币持有者针对公司持续努力的可强制执行权利。

然而,这些担忧可以被化解,且不构成继续使用加密基金会模式的正当理由。这些担忧也不要求代币被注入股权属性——即对开发者持续努力的法定索取权——否则将瓦解其区别于普通证券的监管基础。相反,这些忧虑凸显了对工具的需求:需要通过合约化和程序化手段持续协调激励,同时不损害执行效能和实质影响。

现有工具在加密领域的新应用

好消息是激励协同工具已经存在。这些工具在加密行业未能普及的唯一原因是:在SEC的行为测试框架下,使用这些工具将引发更严格的审查。

但基于市场结构法案提议的控制权框